本文转自：合肥晚报微配资
他们从不对自然冷眼旁观，而是将自身情感投射其间，又在自然的运行中寻找情感的依托与解答，初步奠定了物我相通、情景交融的诗歌传统。
翻开《诗经》的第一页，关雎的鸣叫便从两千多年前的河洲传来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这清脆的鸟鸣，不仅奠定了中国诗歌宏伟殿堂的基础，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古老画卷。在中国古诗词的长河中微配资，动物从未缺席。它们或以自然意象点缀诗行，或以文化符号承载情感，更在与人的日常互动中，凝结为一种独特的东方美学与生命智慧。这些羽翼鳞爪间的诗意存在，不仅是审美的对象，更是先民理解世界、安顿自我的精神镜像，折射出中华文明“天人合一”的生态智慧。
《诗经》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，其对动物的描绘已然超越了简单的物象描写，而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象征意义。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”，《邶风·燕燕》中飞翔的燕子，既是自然节律的生动体现，又是离愁别绪的凄美象征。燕子秋去春归，暗喻着诗人对远行者的无限牵挂。动物的自然习性，于此巧妙地与人的情感节律相契合。更为人称道的是《小雅·鹿鸣》中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”的场面，鹿的鸣叫被赋予了礼仪的内涵，成为宴飨嘉宾、营造和谐氛围的天然乐章。在这里，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产生了奇妙的共鸣。这种“比兴”手法，正是古人将自然观察与内心情感无缝连接的智慧结晶——他们从不对自然冷眼旁观，而是将自身情感投射其间，又在自然的运行中寻找情感的依托与解答，初步奠定了物我相通、情景交融的诗歌传统。
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，动物意象的内涵愈发丰富深邃，尤其在魏晋唐宋诗词中，动物已成为诗人寄托理想、挥洒性情、参悟生命的重要载体。陶渊明在《归园田居》中写下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，鸡犬之声勾勒出田园的宁静与生机，是其挣脱尘网、返归自然的精神象征。动物于此，成为诗人确认自我存在、安顿生命价值的伴侣。李白笔下，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”的敬亭山，乌鹊、大鹏的翱翔姿态，无不映射着诗人渴望摆脱束缚、追求自由与理想的壮阔胸怀。杜甫则更关注动物的生存状态，以寄托对世事的深沉关怀，如“孤雁不饮啄，飞鸣声念群”，借失群的孤雁，抒发了自身漂泊流离、心系家园的感怀。苏轼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则于寻常鸭群中洞察宇宙生命的细微变化微配资，洋溢着对自然规律的领悟与生活情趣的欣赏。这些诗词中的动物，已然是诗人情感的外化、人格的写照，是主体精神与客体世界深度融合的产物。
回溯中华文明的源头，这种人与动物、与自然紧密相连、相互渗透的观念，实则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明土壤和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。我们的先民，很早就认识到人类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，而非自然的征服者。《周易》有言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强调天地化育万物的生生之德。庄子追求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境界。这种观念使得古人在与动物相处时，常怀有一份观察、理解乃至敬畏之心。他们细致区分不同鸟类的鸣叫，观察昆虫的物候，记录走兽的习性，不仅用于指导农事（如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），更从中提炼出丰富的文化寓意。蝉的高洁、鹤的长寿、鸳鸯的忠贞、鸿雁的传书、猿猴的哀愁……这些意蕴并非凭空产生，而是长期观察、互动与情感投射的结果，是“格物致知”的体现，更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契的诗意印证。
然而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工业文明时代，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现代人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，往往疏离了自然，动物之于很多城市孩童，或许仅是书本上的图片或动物园笼舍里的活物。我们失去了聆听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的闲情，也难有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的细致观察。这种疏离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我们与自身自然属性的疏离，与古老诗句中那份细腻感知能力的告别。正是在此背景下，重读古诗词中的动物形象，便具有了超越文学欣赏的现代意义。它不仅仅是对古典诗意的怀旧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寻根与生态智慧的复苏。它提醒我们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外，还存在一个鸢飞鱼跃、充满生机的生命世界，我们本是其中一员。
古诗词中的美好动物们，以其千姿百态，为我们保存了一个万物有灵且美的诗意世界。从《诗经》中与礼仪相伴的鹿鸣，到陶渊明田园里相伴的鸡犬，再到李白诗中象征自由的大鹏，它们身上承载的，是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古老智慧，是一种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的博大胸怀。在今天这个呼唤生态文明的时代，这份源自古老诗词的智慧，如同一剂清醒剂，引导我们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——不是掠夺与征服，而是尊重与共生。吟咏这些优美诗篇的意义，不仅在于品味其文学的魅力，更能激活那份深植于文化血脉中的、与万物为友的生命共契意识，在现代生活中，去追寻一种如古诗般“莺啼燕语”的、更加和谐、更具诗意的生存方式。
我们能不能在享受现代文明生活的同时，像祖先们那样自由奔放于花草、动物繁多的旷野？
一切都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有一片思维的旷野任由奔驰。
□刘睿 微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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